2026年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加强前瞻布局，筑牢技术根基，注重生态建设，完善支持政策。 

这是继2024年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写入“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之后，国家层面对未来产业的又一次高位推动。 

地方层面的热情更为直观。上海一口气挂牌张江、临港、大零号湾三家未来产业先导区；浙江两批共17家先导区已落地；全国近30个省份将低空经济、量子科技或具身智能写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据民航局预测，仅低空经济一项，2025年市场规模就将突破1.5万亿元。从人形机器人到量子计算机，从脑机接口到6G网络，一场关于技术制高点的“军备竞赛”已然打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不对称

如果留意过近两年的政策话语和公共讨论，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落差：“未来产业”有多热，“未来社会”就有多冷。

“未来产业”的热，是制度性的。  

它有明确的六大方向——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有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的联合发文和财政配套；有先导区的挂牌数量和产值的考核指标。2026年5月，中科院更是发布了《中国未来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6年）》蓝皮书，从通用智能、具身智能到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系统描绘了一幅产业路线图。 

而“未来社会”的冷，是结构性的。  

并非没有人讨论——许多研究报告涉及了“人机社会”“未来社区”“生成式社会学”等前沿概念；国际学界中，AI与社会不平等、算法权力、老龄化照护等议题也在升温。但问题在于，“未来社会”作为一个独立议题目前还没有真正成型。 

它寄生于其他议题之下：讨论AI时附带谈人机关系和情感操控，讨论就业时附带谈劳动替代和技能极化，讨论老龄化时附带谈照护体系和社会契约——但所有这些都被切割、分散，从未被拼成一张完整的“未来社会”蓝图。 

它没有类似“未来产业”那样的顶层设计文件，没有统一的分类框架 未来产业有六大方向，未来社会有哪几个维度？没人回答过这个问题。 

“未来社会学”作为学科概念，在中国仍主要停留在教材级别的知识介绍，缺乏系统的理论推进和经验研究。 

一言以蔽之：我们在用最先进的技术工具规划“未来产业”，却用最零散的社会想象面对“未来社会”。这个不对称本身，就是问题。 

三个吊诡的现象

上述不对称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一种更深层的困境：我们对未来社会的集体想象力正在系统性萎缩。三个现象可以佐证这一判断。 

第一个现象：在未来产业的公共话语场域中，“社会”维度出奇地稀薄。 必须承认，产业规划有其自身的功能定位，不可能也不必要面面俱到。

我国的“十五五”规划全称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社会维度在官方规划体系中的分量事实上越来越重。但问题在于，当我们进入未来产业的具体公共讨论——无论是媒体叙事、投资路演还是学术研讨——占据绝对主导的是技术路线图、产业链图谱、投融资机制和先导区空间布局。“人”在哪里？当地社区如何承接产业外溢？产业工人的再培训体系如何设计？新移民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怎么解决？这些“社会基础设施”的议题，在喧嚣中几乎被消音。一个完整的未来产业叙事，不能只有技术和资本的独白。 

第二个现象：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正经历一场“黑化”。 这不是笼统的“大众文化”问题，而是深植于好莱坞科幻史的话语转向。

曾几何时，人类对机器人的想象是温暖的：机器猫、铁臂阿童木，甚至中国的海尔兄弟，它们代表着技术对人类的友善与赋能。但时至今日，打开任何一部科幻大片，人形机器人的形象已经彻底黑化——《终结者》的杀戮机器、《机械姬》的致命诱惑、《黑客帝国》的电池农场。赛博朋克美学统治了银幕：高科技、低生活，形成刺眼对比。 

第三个现象：如果你敢想象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可能会被一些人扣上“乌托邦”的帽子。

在当下的学术圈，“乌托邦”是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标签——意味着你不切实际、不懂市场、忽视人性幽暗。于是，一个荒诞的闭环形成了：我们斥巨资建设未来产业，却拒绝想象未来社会；我们默认未来社会是黑暗的，又嘲笑那些试图点亮它的人。当谈论未来的唯一“安全”姿态是警惕和否定时，想象力本身就已被规训。 

产业从来不是孤岛

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看，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其社会基础。 

首先，产业需要社会支撑。未来制造需要什么样的产业工人？量子计算依赖何种层次的教育体系？低空经济的飞行员和运维人员从哪里来？生物制造涉及的伦理争议靠什么社会共识来化解？风险投资不仅需要资本，更需要一种“允许失败、宽容叛逆”的文化土壤。没有这些，未来产业就是无根之木。 

其次，产业也会引发社会冲突。无人驾驶出租车一旦规模化，数以百万计的网约车司机何去何从？脑机接口和基因编辑技术商业化，可能触发怎样的社会伦理抗争？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你只谈“技术路线”就自动消失。它们的“解法”不在技术路线图里，而在社会政策、劳动法规和公共伦理的讨论中。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脱节。近年来，宏观政策层面反复强调“一致性评估”，警惕各类政策叠加形成“合成谬误”——每个部门、每个地方的政策单独看都合理，合在一起却酿成系统性风险。 

但在产业领域，这个逻辑尚未被认真对待。各地一哄而上搞低空经济、搞量子产业园，如果缺乏社会政策的配套，很可能重蹈当年光伏、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覆辙，而且代价会更高，因为未来产业的“社会嵌入度”远比传统产业深。 

历史的镜子：汽车社会与硅谷的启示

关于“产业需要社会”的命题，历史已经给过我们答案。 

一个常被提及的参照是“汽车社会”研究。当汽车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它重塑的不仅是交通方式，更是城市空间 （郊区化） 、家庭结构 （通勤婚姻） 、消费文化 （汽车影院、公路旅行） 乃至地缘政治 （石油依赖） 。学者们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当初规划的只是“汽车产业”，却低估了“汽车社会”的复杂性。 

拥堵、污染、交通事故、能源依赖——这些后果都不是汽车工程师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城市规划师、公共卫生专家、立法者和社区组织者共同应对。今天的未来产业，其社会穿透力只会比汽车更深——它们直接介入人的身体、认知和社交。 

另一个更精准的镜鉴是AnnaLee Saxenian的经典研究《区域优势：硅谷与128公路的文化与竞争》。20世纪80年代，波士顿128公路曾遥遥领先于硅谷，但最终被反超。Saxenian的答案是：产业集群的胜负手不在技术，而在社会结构。128公路奉行公司本位、等级森严、保密文化、排斥跳槽，甚至以诉讼威胁离职员工；而硅谷则依托开放的网络化社会结构——工程师下班后继续社交、风险投资家本身就是前创业者、人才自由流动、失败被宽容而非污名化。 

Saxenian的洞见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未来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未来社会结构的竞争。你可以复制硅谷的办公楼和风险投资条款，但你复制不了那种“基于区域社会网络”的工业体系。当中国各地疯狂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时，有多少地方在同步培育“硅谷式”的社会土壤？有多少先导区把“社会网络密度”“人才流动率”“创业失败宽容度”写进了考核指标？目前的现实是：先导区考核指标几乎全是产值、专利、融资额——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背后，是对社会维度的系统性忽视。 

未来社会应该长什么样？

在展开讨论之前，需要对“未来社会”做一个起码的界定。本文所说的“未来社会”，不是乌托邦蓝图，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终极形态，而是指与未来产业发展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与文化生态——它是产业蓝图的社会底座，是技术落地生根的土壤。 

如果我们要为未来产业配套一个“未来社会”，至少应该包含五个维度。 

维度一：有机嵌入与有序转型

未来产业不能是沙漠中孤零零的“无人工厂”或“科技孤岛”，它必须与当地社会形成有机联结。产业的财富效应要扩散到本地社区，而非仅仅变成GDP数字和少数人的专利收益。更关键的，是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这看上去是产业内部问题，实际上是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中央反复强调“先立后破”，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产业空心化。这里的“社会维度”在于：那些依靠传统产业吃饭的工人怎么办？缓冲期如何设置？再培训体系是否到位？如果未来产业的崛起以传统产业的断崖式崩塌为代价，由此引发的社会震荡将远超技术本身的冲击。未来社会的底线，是不能让任何人被无声地抛下。 

维度二：ESG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未来产业天然带有“绿色”光环，但光环不能替代硬约束。数据中心的能耗和碳排放已引起警惕——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在过去五年翻了一番，AI大模型的单次训练耗电量可达数百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低空经济面临噪声污染、空域冲突和视觉侵扰问题，已引发多个城市的居民抗议。生物制造涉及基因编辑和合成生物学的安全风险，如果没有前置的伦理审查和社会共识机制，很可能重演转基因作物的公众信任危机。 

真正的未来产业布局，必须把碳足迹、资源循环、生态承载力、伦理可接受性纳入前置评估——不是事后写进ESG报告的公关话术，而是从一开始就写进产业准入的社会契约。 

维度三：重新定义“人”的位置

未来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不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包括能够驾驭复杂系统的企业家、具备数字素养的产业工人、以及维护新型劳资关系的组织者。这要求教育体系的深度改革——不是简单地增设几个“人工智能”“量子科学”专业，而是从基础教育阶段重构数字素养、数据伦理和跨学科协作能力。 

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必须跟上产业集聚的速度：新移民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不能总是“先发展后补课”。营商环境也不只是税收优惠和审批便利，更在于企业家是否获得稳定预期、劳动者是否拥有体面尊严、数字劳动者是否享有数据权益和隐私保护。一句话：人是产业的目的。 

维度四：产业文化的培育

我们究竟要一种什么样的“未来产业精神”？Saxenian对硅谷的研究给出的答案不是技术参数，而是文化密码：开放胜过封闭、网络胜过等级、宽容失败胜过追求完美。反观当下国内的部分产业生态，“内卷式竞争”“零和博弈”“一哄而上然后一地鸡毛”的风险仍然显著。产业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它决定了人才愿不愿意来、来了留不留得下、失败了能不能再站起来。 

如果在先导区的规划中，创业者看到的只有厂房补贴和税收优惠，却感受不到一种允许试错、鼓励协作、尊重多元的社会氛围，那么再先进的硬件设施也无法催生真正的创新集群。硅谷真正难以复制的，从来不是办公楼。 

维度五：社会交往的保留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未来产业不能消灭“人”与“社会”。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图景——一片荒漠中矗立着几栋奇形怪状的无人楼宇，机器人和算法在内部高速运转，而人与人的交往、社区生活的温度、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全部消失。 

真正的“智慧城市”不应只是布满传感器的管控系统，而应是有助于重建邻里关系、激发公共生活、维护城市烟火气的社会空间。未来产业应当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将人边缘化为系统的附庸。 

结语：把社会维度写进未来产业的KPI

未来产业的规划者们擅长计算研发投入强度、专利数量、产值规模和产业链完整度。这些KPI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一张“社会蓝图”，再硬核的技术也可能悬浮于真空。 

把“未来社会”纳入未来产业规划，不是要搞“乌托邦工程”，而是要承认一个被系统性忽略的结构性事实：产业即社会，社会即产业。没有未来社会的未来产业，只是技术的海市蜃楼；不为产业预留社会接口的蓝图，只是政策的纸上谈兵。 

当我们在先导区的规划图上标注“量子产业园”和“低空经济走廊”时，或许也应该留出一块空间，标注“社区中心”“技能再培训学院”“创业者公寓”和“失败者的避风港”。因为最终决定未来产业成败的，不是实验室里的参数，而是实验室外那个社会的温度与弹性。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腾讯研究院百人百问社群专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吕鹏，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