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5 日，第 28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官方战报依然亮眼：线上开票仅 15 分钟，就售出 25 万张电影票。

        如果仅看这份数据，电影院似乎依然是人人都向往的公共空间。

        然而，剥开光鲜的表象，今年上影节的线下体感却弥漫着一股难以掩饰的冷清。

        随着日本电影展映单元的缺席，以及整体选片质量的平庸，往年“一票难求、四处求转让”的狂热景象大幅退潮。

        不少影迷直呼“盲选踩雷”，大众买单的意愿肉眼可见地下降。

        离开电影节这十天的特殊场域，日常院线的处境则更加凛冽。

         就在一个月前的五一档，全国总票房 7.58 亿元，观影人次 2084 万，数据看着不差。

        然而据国家电影局统计，平均票价从去年的 39.5 元降到 36.3 元，创近四年同期低位。

        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 年截至 3 月以来全国影院上座率仅为 6.6%，此前 2019 年是 10.9%，2025 年是 7.1%，曲线一路向下。

        如果仅仅将这种冷清归结为观众向线上流媒体的迁徙，显然低估了危机的深度。

        真正发生的是，电影赖以成立的观看场域、叙事耐心和社交功能，正在被更高效、更垂直的娱乐产品拆解。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消费端的冷漠逐渐演变为结构性现实时，本届上影节关于 AI 的争议，却在互联网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温差。

        当官方宣布推出“AI 片场”单元时，评论区立刻被“拒绝 AI”、“AI 滚出电影”的声浪淹没。

        人们在互联网上对AI入侵电影所表现出的愤怒与捍卫态度，似乎远大于他们在现实中真正买票走进影院的热情。

        就此，我们不禁发出一个关于未来的遐想：若电影真的退出了“大众流行文化”的绝对中心，这就意味着一种失败吗？

        要直面电影退潮的可能，首先必须看清它正在失去什么。

        在 Fast Company China 编辑部发起的视频播客栏目「能言快语 Fast Chat」中，青年戏剧、影视导演赵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种结构性的变化：“90 年代，大家去电影院，一部分为了社交，一部分为了安抚心灵，或者获得娱乐。

        现在，（电影的）娱乐功能被短剧所取代了，社交功能也被密室、网吧分走了。”

        电影曾经作为一站式打包提供娱乐、社交与情感连接的多功能综合体，其功能似乎正在被更垂直、更高效的产品无情拆解。

        正如我们此前在文章《微短剧杀入上影节：谁在争夺“好内容”的定义权？

        》中所剖析的，微短剧非但没有停留在“小众”，反而凭借千亿级的市场规模和突破120分钟的日均使用时长，彻底重塑了现代人的内容消费语法。

        它用“广覆盖、快迭代、低门槛”的特性，以及精确到秒的情绪爆点，对传统院线的“杀时间”娱乐功能完成了降维打击。

        当最密集、最廉价的即时快感可以通过竖屏无限供给时，要求观众主动走出家门、进入影院并在黑暗中坐定两个小时，就成为了一种相对消耗决策成本的奢侈要求。

        或许有人会认为，线下影院上座率的萎缩，仅仅是因为大众将观影阵地转移到了线上流媒体平台。

        但现实远比这更残酷：流媒体并没有天然保住长片叙事的完整性。

        当电影进入移动端和多任务观看环境，它失去影院黑匣子赋予它的强制沉浸，反而更容易被倍速、暂停、切片和解说化消费。

        赵以在「能言快语 Fast Chat」中无奈地提及了当下创作者的痛点：一旦失去了线下空间的束缚，观众面对精心设计的绵长镜头，往往会毫不犹豫地点下“2 倍速”；甚至更多时候，一部需要漫长铺陈的电影，被直接切碎成了“三分钟带你看完”的电子榨菜。

        在这个以秒为计量单位的注意力时代，许多人逐渐失去了对缓慢叙事的耐心。

        当大众只是为了高效地获取剧情信息而不是去沉浸体验一部电影时，剥离了线下场域的电影，在即时娱乐的效率之战中可能会输得体无完肤。

        如果说前端的短剧与流媒体切片抽干了泛受众的耐心，那么后端的 AI，则正在对创作者进行另一场关于效率的碾压。

        正如我们在文章《当 AI 进入片场，电影开始失去幕后》中所详述的，生成式技术正在强势重塑影视工业的底层工作流。

        它确实带来了惊人的时间压缩——在部分 AI 动画项目中，制作方宣称可将传统三年级别周期压缩到九个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部分从业人员的生存危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过度神化技术。事实上，目前的 AI 远非完美无缺，它更像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视觉素材拼接器。

        至少在当下，AI 更擅长生成视觉表层与风格近似，却仍难以稳定完成长叙事中的情感递进、伦理暧昧和人物命运的复杂组织。

        而这恰恰是全球各大电影节掀起抵制浪潮的深层痛点所在。

        电影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愤怒与恐惧，并非因为 AI 已经强大到可以拍出无可挑剔的杰作，而是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在资本对降本增效的狂欢中，整个行业正在被迫向一种机械的效率标准妥协。

        在传统创作者的认知中，电影的魅力往往来自于那些“不完美”——

        片场里偶然捕捉到的光影意外、演员真实的临场错位，以及人与物理世界交互时产生的不可控化学反应。

        而大量依靠数据喂养和概率推断生成的AI画面，正在试图用一套标准化的工业糖精，去抹平这些粗糙却珍贵的古典灵光。

        当“杀时间”的高效娱乐功能被短剧无情接管，当视觉工业的底层流水线面临AI的强势重塑，我们需跳出新技术必然淘汰旧事物的线性焦虑，重新审视电影滑出大众流行中心后的真正归宿。

        在传统的线性进步史观中，新技术必然会杀死并无情取代旧事物。

        然而，“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

        媒介史不是简单的新旧替换。旧媒介在失去效率优势后，常常会以新的审美、收藏、仪式或亚文化形式重新进入生活。

        这并非学术象牙塔里的空想，而是已经在多个内容消费赛道被反复验证的底层规律。

        在电子阅读器普及和碎片化信息泛滥的初期，人们曾不断哀叹实体纸质书的没落。

        单纯从获取信息的效率来看，纸质书笨重、昂贵且不便携带检索。

        它确实退出了“人人皆读”的大众流行舞台，但它并未走向消亡。

        今天，依然有相当规模的人群偏爱指尖摩挲纸张的物理触感、翻阅时的沙沙声，以及它所营造的深度沉浸场域。

        纸质书不再是最高效的信息入口，却仍以触感、收藏、阅读仪式和深度沉浸，维持着稳定的文化粘性。

        图片来源：Liana Tril'/Pexels上个世纪末，数码相机和数字音乐凭借“更清晰、更便宜、更便捷”的绝对优势，几乎在商业意义上宣判了胶卷与黑胶唱片的死刑。

        按照效率至上的逻辑，它们早该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废纸篓。

        但现实的走向却充满了戏剧性：在今天，黑胶唱片的销量不仅连年逆势增长，甚至在多个核心市场重新反超CD；

        而影像巨头柯达近年来更是因为胶卷需求的持续激增，不得不重新招募技术工人重启古老的生产线。

        为什么这些看似过时的内容能够穿越效率周期？答案恰恰在于它们的“不完美”。

        在流媒体与算法追求极致平滑的时代，黑胶唱片那滋滋作响的底噪、需要小心翼翼手动翻面的繁琐仪式感，以及胶卷冲洗前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在过去是技术上的瑕疵，在今天却成为了数字时代最稀缺的物理质感。

        它们用真实存在的摩擦力，强行中断了现代人匆忙的步伐。

        对这些旧媒介而言，退出大众流行的绝对中心，并不必然意味着失败；它也可能是一场重新筛选受众、重建价值的过程。

        将媒介考古学的规律投射回电影行业，如今的电影，或许也正在经历一场类似的转化。

        最典型的行业印证，莫过于 Christopher Nolan 对胶片拍摄近乎执拗的坚持。

        在全面数字化的好莱坞，他依然扛着笨重、昂贵且极度耗时的 IMAX 胶片摄影机。

        这种近乎奢侈的古典主义实践，在商业效率上完全是不划算的。

        然而，观众依然愿意为了零点场的 IMAX 胶片版趋之若鹜。

        图片来源：Videomaker作为 Nolan 的铁粉，赵以表示，“每个时代一定会出现那么一到两个‘大神’，他们会想办法保留人类这么多年来留存的美好东西。”

        他坦言，Nolan 的坚持证明了，电影并不一定需要迎合所有人。

        那种无可比拟的画面质感与物理颗粒感，即便不再是大众流行的标配，也必定会作为一种“珍宝”在特定的偏爱者中延续下来。

        当 AI 带来了无限的算力与廉价的视觉奇观，电影又该如何确立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资深电影人、狂喜播播客节创始人关雅荻在「能言快语 Fast Chat」中，用“回到古典”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真谛：“2000 年以前，不管（对于）东方、西方，都是人类思想最璀璨的一个时代。

        那个时候恰恰是因为生产力的限制，反而让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事物的大胆猜想，转向了从自己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追问，产生了到现在依然值得反复去看的经典。”

        确实如此，伟大的艺术，往往诞生于“限制”。在今天，电影院的黑暗、不可快进的120分钟、相对隔绝外部信息流的物理场域，就是现代社会极其罕见的“生产力限制”。

        正因为电影保留了这种看似笨拙的古典束缚，它反而能够像2000年以前的经典一样，逼迫习惯了被短视频投喂的观众，重新去追问内心与灵魂。

        它让“看电影”重新变成一种抵抗即时反馈、重新训练专注力的经验。

        “外在我们被包裹的信息流转速率越来越快……导致我们行为上的互动也变快了。”

        关雅荻指出，“但是自己的内心、精神层面上，我们的智识的累积，或者我们真正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好像不是说快就能快的。”

        而这正是短剧与电影最本质的分水岭。短剧用极致的效率接管了外在信息的“快”，而电影，则必须承担起人类精神层面无法被加速的“慢”。

        面对观众“点开长镜头就开始 2 倍速”的无奈现实，赵以并没有选择妥协，而是更加坚定了创作的初衷：“我生产的一定是希望能让大家慢下来的作品。并不是因为我故意做一个慢作品，我的意图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在这样一个飞快的时代里面，安心地慢下来。”

        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慢”和“真”，成了电影对抗速朽的终极壁垒。

        而市场，也正在对这种“古典的真诚”给予最热烈的回应。

        近期大火的院线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便是一次极为生动的突围。

        这部影片没有任何 AI 生成的宏大视效奇观，也没有短剧里三秒一个反转的狗血钩子。

        它完全凭借着极低的制作成本和极高浓度的真实人类情感，完成了与市场的深刻共振。

        图片来源：给阿嬷的情书/豆瓣截至 6 月初，这部潮汕方言片票房已突破 14 亿元。

        该电影的突围恰恰印证了：在算法和算力统治、视觉奇观日益廉价的当下，最笨拙、最原始的人的情感连结，反而成为了最为稀缺、最能击穿人心的利器。

        当然，承认电影不会消亡，并不意味着影院可以自然存活。

        偏爱者不会自动出现，仪式感也不会凭空生成。电影若要在退潮之后重新建立价值，仍然需要更清晰的分线发行、更有策展意识的影院运营、更稳定的中小成本片供给，以及足够值得观众走出家门的放映体验。

        所谓“回到古典”，不是退回旧时代，而是在新注意力秩序中重新证明：有些体验，必须被完整地、共同地、缓慢地经历。

        大众流行文化就像海浪，永远在翻新与更迭。从报纸、广播、电视到流媒体与短视频，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够永远霸占王座。

        电影作为最具全民想象力的线下大众娱乐之一，或许正在落下帷幕。

        但真正美好的事物，生命力远比流量数据的涨跌更为顽强。

        当影片结束，放映厅的灯光骤然亮起，几百个陌生人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内，共同从一场漫长的梦境中苏醒。

        空气中弥漫的那种难以名状的集体情绪余韵，是任何竖屏短剧都无法提供的连接，也是任何底层代码都无法合成的感动。

        电影也许不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但它仍属于那些愿意切断纷扰、在黑暗中安心坐下来的偏爱者。

        只要人类仍然需要在过快的信息流中保留一段完整的时间，仍然需要与陌生人共同经历一场无法倍速的梦，电影就永远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