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技术狂飙之下，AI 可一分钟“读”完巨著生成摘要，算法不断窄化认知边界，字斟句酌、批注摩挲的深度阅读，正日渐成为濒危的认知技艺。

        当思考可外包、判断让位于算法投喂，我们是否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心智殖民？

        首期《读书》思想会以此为切口，邀请多学科学者共议人工智能时代的阅读危机与“文化保卫战”。

        本次讨论围绕阅读如何守护人的主体性、当下教育制度对阅读养成的局限、AI对阅读能力构建的正反作用，以及当效率成为标尺，传统苦读、涵泳、积淀的人文工夫是否注定成为少数人的事业展开。

        讨论不止于诊断危机，更重返阅读本质：唯有经沉思与搏斗获得的理解不可复制，阅读的终极答案，终在每个读者自身。

        本刊将嘉宾发言整理如下，以飨读者。AI 时代，阅读究竟为了什么？

        文 | 郑戈、仇鹿鸣等（《读书》2026年9期新刊）郑戈：AI时代读书人的底线郑戈八百年前，朱熹在桐江书院讲学。

        他在院中手植两棵苦槠树。苦槠果苦，木质却坚硬，可以做大梁。

        八百年间，多少甜美的果树早已朽烂成泥，这两棵树还在。

        读书亦如是——轻飘飘的快乐易朽，唯有亲自啃过“苦”的，才能在心灵中扎根。

        过去三十年，高等教育经历了从“读书”到“读材料”的深层位移。

        今天的大学生，即便出身名校，也坦言已不再完整阅读一本书，而仅仅“采样”足以通过课程考核的片段。

        这种变化远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就已发生，AI只是将这种阅读危机推到了极致。

        “你还亲自读书吗？”这个问题在今天具有存在主义的重量。

        当一个学生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上传至大语言模型，几秒钟后拿到一份工整的读书报告，他可能错过了哈克心智的缓慢成长，错过了只有走完漫长旅程才能获得的共情。

        AI提供浓缩的地图，却让人错过了在文字疆域中跋涉的风景、挫折与顿悟。

        AI阅读的本质是统计预测——将文本分解为词元，计算概率，生成分析。

        它可以告诉你哈姆雷特“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危机”，却无法让你在读到“生存还是毁灭”时心头一震。

        它识别模式，但无法体验痛苦。换句话说，AI替人消化了文本，可那些被“消化”后的“精华”，到了读者嘴里，还有滋味吗？

        第一层的问题在于人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本身。习惯于使用生成式AI来代替自己阅读和思考，最终便会连“生存还是毁灭”这样的判断也外包了。

        不是人变笨了，而是太久没有“亲自”思考了。认知能力用进废退，这是生理规律。

        AI为这些天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却也在暗中收缴着思考的能力。

        下一层是判断力的萎缩。康德把判断力定义为“将事物归摄到规则之下的能力”——

        在具体情境中辨识关键因素、在不可通约的价值间做出权衡。

        这种能力只能在模糊与不确定中、在亲自与文本的反复搏斗中养成。

        当判断被外包，人便只剩接收结论的能力，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

        更深层的是认知结构的异化。传统阅读是“作者—文本—读者”相对直接的精神对话。

        数字技术，尤其是AI的介入，正在插入一个强大的机器中介。

        读者咀嚼的不再是原初的文本脉络与情感褶皱，而是算法“反刍”过的信息摘要。

        当外包阅读成为习惯，人类自我视角的形成机制便遭到破坏。

        桐江书院的两棵苦槠树（来源：zjshenxianju.com）桐江书院那两棵苦槠树还在。

        八百多年了，风雨不动。读书这件事，不也应该是这样吗？

        AI来了，AI会进化，但阅读的本质——那些只有亲自读才能获得的体验——不会因为技术变化而消失。

        读书以成人，还是读书以成器？答案不在AI那里，在每个人自己心里。

        仇鹿鸣：阅读危机，对人文教育的根基造成了巨大挑战仇鹿鸣阅读一直享有模糊的双重身份：既是获得知识的手段，也是一种消遣娱乐。

        对于人文教育而言，两者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相信大多数人文学者不但享受读闲书的愉悦，也曾在随意披览中获得过重要的灵感。

        阅读往往先是一种习惯，其后才是一种职业技能。但近年来，无论是休闲式阅读还是功能性阅读，都在快速下降，无疑对人文教育的根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稍稍拉长观察的时段，二十多年来，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迅速提高，高考竞争特别是顶尖高校的录取难度反而在提升，其中由家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撑起来的课外补习，占据的时间及发挥的作用足以和课堂教学相匹敌。

        这大约造成三个后果。其一是中学教育的内卷化。其二是闲暇的消失。

        高强度的补习，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几乎占用学生所有的课外时间，各种技术手段也协助家长更加“合理高效”地安排子女的闲暇。

        这一在中学教育阶段长期变化的累积，造成的结果是在课堂内外皆缺少空隙来培养阅读这样稍显奢侈的爱好。

        加上传统媒体特别是深度报道的衰落，中学生也很难接触到足够多的易于入手、又可以引发自身关切、逐步理解复杂社会的文本。

        其三是标准化解题思路的规训。在当下中学教育中，即使语文作文这类传统上允许稍有个性的科目，也日益被大量解题技巧及如何获得采分点的训练所吞噬。

        大多数学生在中学教育阶段既未能拥有充裕的自由阅读时间，又从未在阅读中获得过愉快。

        在另外一端也能发现对应的证据。随着加班的普遍化、业余的消失，成年人的休闲阅读也在快速下降。

        学习及工作对闲暇的侵蚀，不但大大加重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疲惫与压力，同时也激发了短视频这类兼具极短时长、强视觉冲击与算法精准投喂等特征，能在碎片化时间内满足观众需求的娱乐方式的流行。

        《大都会》（Metropolis），作者George Grosz，1916—

        1917年，描绘了现代大城市中急速流动、拥挤而近乎失控的人群（来源：museothyssen.org）在功能性阅读方面，AI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人文教育是通过对经典论著的阅读及讨论，来培养学生的品位，逐步将学生引入学术门径。

        AI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也不难想象，一位在中学阶段从未感受过阅读乐趣，却对标准答案怀有执念的学生，会更轻率地让AI来提炼一篇论文的要点，“协助完成”课程作业乃至论文写作，并且毫无道德负担。

        由此需要诘问的是，AI赋能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说人文训练的目标是生产更多的论文，AI或许能提供巨大的帮助，但其空间是极为逼仄的，学术岗位的萎缩是世界性的问题。

        如果将人文教育作为理解复杂世界、理解他者的一种训练，或至少通过阅读建立起个体的独特性，无疑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我们依旧面临两个关键性的追问：首先，能否勇敢地宣称人文教育不是一种职业技能训练？

        其次，目前大学中提供的人文教育足够好吗？陆胤：“读”，是一种切己体验的功夫陆胤说到读书，有句清人联语近年来广被引用，叫“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AI时代，这话更难令人凭信了。都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我们现在有电梯、快梯、天梯了，还有必要一步一步走那伤筋动骨的梯级吗？

        我觉得AI出世挺好的，好比一个冲床，冲出了一些事情的本质。

        AI技术打破了漂亮的门面话，替代了很多“雕花”工艺，让人去追问治学、读书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投入身心的“第一件好事”。

        即便从中国传统的儒学理念看，说“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也有语病。

        《朱子语类·读书法》开宗明义就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接着又说“读书已是第二义”。

        在理学家看来，读书只是一种替代经验。读书是从圣人身上“第一事”转移到自家身上“第一事”的中介，因此也就只能是“第二事”而已。

        若执着于此“第二事”，把玩书本知识的光景，便成“玩物丧志”；利用书本知识的红利，向下炫耀于人，向上追名逐利，便成“功利俗学”。

        所以不要把读书和读书人过分崇高化。若书的功能只被限于传播知识，则书是纸质还是电子，自己看还是AI看，“近读”还是“远读”，又有何区别？

        目的总在我身之外。窃以为AI时代，唯有目的在我身之内的读书才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伊秉绶款（来源：kongfz.com）回到“登梯”的比喻，追求知识红利者好比执着于登顶的游客，尽可以坐缆车、大巴、直升机到顶，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

        却也不妨仍有一些真正的登山客，还是要从山脚下起步，亲身体验山石林泉、一草一木。

        有些书，则埋藏着通向“第一事”的秘径，需要手搓心摩，口眼并用地去体知。

        传统读书法往往需要调动具身的感官，甚至使读书成为一种可模仿、可规划、可质证的体验。

        换言之，“读”是一种切己体验的“功夫”，总要人花时间、动手脚、费心思去做才得。

        比起书本上“第二义”的言语知识，“读”这个动作本身才是通向“第一义”的法门。

        这就是我所说的“我身之内的读书”。书是别人的，体验是自己的。

        除了读书的必要性，AI时代的读书家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

        读书是多数人的事还是少数人的事？AI带来了知识共同体，甚至知识趋同体，却加剧了屏幕前一个又一个“个人”无个性的原子化。

        劝人读书一不小心就会流为“爹味儿”。陆象山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这话原不错。

        读书或不读书，应该都无禁区。读书人各有其要读之书，作为生活功夫的“读书法”是普遍的。

        在特殊的“书”和普遍的“读”之间，我们也许应该花更多时间来讨论、研究读书法。

        通过AI或其他工具获取信息，说到底也是一种读书法的探索。

        张源：读书始终是“天下第一等好事”张源关于“阅读危机”，首先要问阅读的对象是什么。

        各类教材、课本、习题、实用技术应用指南等等，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需要捍卫的阅读对象，而是指经典书籍——

        真正的“书”，即人类文明精华、最优秀文化的载体。再问读“书”的主体是谁。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越来越不读书了”，并为此感到忧虑。

        但实际情况恐怕是人们本就不爱读书。就我国来说，全民扫盲的历史并不太久，全民阅读仍处于理念阶段。

        对不少人来说，读闲书自娱已是一种奢侈，遑论为了更严肃的目的阅读经典。

        从古到今，无论中外，真正的读书人向来是少数，这件事本就与大多数人无关。

        这并非精英主义，而是实情如此。人们各自选择与自身天性适配的生活，唯有少数人致力于深耕经典，韦伯早已命名过这种生活方式，此即“以学术为业”。

        换句话说，读真正的书，真正地读书（苦读、沉思、涵泳与积淀）是少数人的事业。

        无论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别的什么时代，读书人自会读书，不读书的人自不读书。

        如果不读书的人能够借助AI技术迅速了解经典书籍的大致内容，以最快捷的方式实现人类思想资源共享，此实为人工智能时代特有的福祉、雨露均沾的馈赠。

        但读书始终是“天下第一等好事”。凡好事不会从天而降，而要通过艰辛努力方能获致。

        我们需以极大的毅力与勇气突破现实制度的桎梏，才能遵从心之所向、从事“为己之学”，而帮助我们冲破桎梏的力量，往往又来自阅读经典本身。

        人们担心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种降智式侵蚀，忧虑人类将在技术加速中向“后人类”狂奔。

        其实让人类埋头狂奔的不是技术，而是精神上的懒惰和任由外力宰制的堕落天性。

        为了与这种天性搏斗，我们更要努力回溯到经典的源头活水那里汲取力量。

        《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作者士郎正宗，1989年首次连载。

        作品以高度赛博化的未来社会为背景，探讨了网络意识、身体改造与身份认同等后人类议题，是赛博朋克与后人类叙事的经典代表（来源：Wikipedia）世上除了极少数早慧者，更多人虽有读书的天分与爱好，却陷于懵懂、后知后觉，或生于泥淖无力自拔，此后不得不受制于现实，痛苦终生。

        出路唯有读书！成就“少数人的事业”是修罗汉果，愿意帮助更多的人找到解脱自拔之路是行菩萨道。

        比如举办经典阅读的读书会，建立读书人的新社群，以读书之乐对抗存在之痛——

        读书是殚精竭虑的事业，亦是努力求来的生活。请记住：生而为人，我们因热爱而勇敢，因勇敢而得自由。

        雷思温：AI带来了知识平权，但技术无法取代深刻的体验与思想雷思温每一代人文学者都在抵抗自己时代的危机。

        这种危机可以是根本而整体的，也可以是悄无声息的平庸与疲倦。

        每一代人的生存际遇和环境不一样，所以选择的精神道路及其策略也会不一样。

        现今的时代里，人工智能的确已成为现实。尽管它对我自己的哲学专业冲击不大，但它仍会暗中削弱投身这一学科的意义感与期待。

        比如过去学外语，会觉得这是进入一个文化世界的敲门砖，但现在人工智能的翻译能力大幅提高，就会使学习外语的这种情怀感被稀释。

        再比如过去在入门阶段读书的很多困惑和求索，本属于自己生命成长的一部分，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很快给出一些学习的基础信息，这让初期求索的获得感和成就感降低了。

        当然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人工智能仍然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好处。

        首先，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哲学研究就极大依赖于精英知识分子的译介。

        一直到八十年代，这种模式都具有引领风潮、启蒙人心的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更多的西方哲学学习者与爱好者，只能依赖于现有中文资料的阅读，外文资料极难获得。

        少数知识分子垄断资料资源，获得了学术地位。其他人无论对更多的经典原著，还是对西方的研究传统，都缺乏登堂入室的机会。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更多人学习、理解西方哲学提供了引导的条件。

        在知识平权方面，人工智能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培养出色的学者，并不是研究和学习西方哲学的唯一目的。

        《读书的蒋碧薇》，作者徐悲鸿，20世纪20年代，描绘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的日常知识生活（来源：artsandculture.google.com）其次，人文学科的发展，除了一些强劲的思潮之外，从长远看也需要思想多样性的滋养。

        西方哲学尽管是由一系列英雄人物构成的，但他们的出现和演化，都是在复杂而多维度的思想传统里涌现的，都是一个个多面而绵密的织体，并伴随着研究者的视角而随时发生变化。

        在这方面，尽管人工智能给出的思想线索大多并不可靠，仍需在可靠资料中加以修正核实，但它不太拘泥于过于现成化的线性叙事，在这一点上仍然对学习者提供了思路上的辅助。

        最后，至少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距离哲学专业的研究和写作，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它可以辅助本科生完成一些基础性的作业，但对于硕士、博士论文，还无法起到太核心的作用，更不用说高质量的、具有深刻问题意识的思想写作。

        而且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总是需要亲自去困惑、去经验、去思考、去创造。

        这种切身的成长感和自我关怀，是技术始终无法取代的。

        苗炜：AI也可以成为学习的利器苗炜我对AI没有那么悲观。

        我二〇二六年春节开始使用Gemini，问它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德国诗人里尔克吗？”它说，知道啊。

        而后开始介绍里尔克。很快就讲到《秋日》这首诗，它告诉我，“醒着”“读着”“写着”那几个德文词都以“en”结尾，是押韵的，如果读起来，最后一句音调逐渐下沉，宛如树叶落在地上。

        我无法验证这首诗的音调，也还不知道德国单词中以“en”结尾的实在太多，但一下子喜欢上Gemini。

        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这么细致地和你谈论诗。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可以用Gemini来读里尔克。

        我手里有一本里尔克德语诗集，我把一句诗抄到对话框里，让Gemini给出每个单词对应的英语词，再给出整句的翻译。

        Gemini很贴心地贴出两种翻译，一句是直译，一句是文学性的翻译。

        里尔克的诗立刻“陌生化”了。“我们与之搏斗的，何其渺小；那与我们搏斗的，何其巨大。”

        德语中这两句诗用的词很简单，不过是几个das、was、wie、wir、uns，这样读里尔克，比原来实在深入。

        《三盏灯的客厅，圣弗洛朗坦街》（Le Salon aux trois lampes），作者Edouard Vuillard，1899年，描绘了世纪之交巴黎圣弗洛朗坦街一间灯光昏暗的客厅。

        写作《秋日》时，里尔克客居巴黎，诗中“wachen, lesen, lange Briefe schreiben”（醒着、读着、写长信），正是在这样安静、封闭的巴黎室内空间里展开的（来源：musee-orsay.fr）与Gemini同时使用的，是谷歌的另一个产品NotebookLM笔记本，这是一个“读书利器”。

        我建立了一个里尔克学习笔记，把我找来的几本英文书上传，然后可以让AI替我看书。

        我请它先给我介绍一下《恐怖的开始》，不到一分钟，它就回答，这是一本关于里尔克生命与作品的心理学研究，里尔克有虚假面具，他把罗丹当爸爸，模仿罗丹的“工作”来弥补内心的破碎，把莎乐美当妈妈，一生都在寻找“共情镜像”，等等，一千多字大体介绍了此书内容。

        这样我就能决定阅读的轻重缓急，当然还可以让AI在我上传的书中搜寻同一个关键内容，比如这些书都是怎么分析里尔克的墓志铭的，它很快就能给出答案，每句回答都标明原始出处。

        点击链接，就可以到书本中去阅读原文。有了这样一个笔记本，学生完成作业实在是太方便了。

        《莎乐美舞蹈（又称〈纹身的莎乐美〉）》（Salomé dansant, dite Salomé tatouée），作者Gustave Moreau，约1874年。

        艺术史学者Prejmerean分析此画时写道：莎乐美身体装饰中的两只巨大眼睛和眉形图案共同构成了一个“镜像面孔” （mirroring face），而她真实的眼睛则低垂着（来源：pop.culture.gouv.fr）《里尔克诗全集》的译者陈宁曾说，里尔克译作面貌各不相同，读者如果有兴趣，应该自学德语，自己去读。

        从春节到现在，我用Gemini读了十多首诗，同时也用多邻国App、《新求精德语教程》（教材及B站教学视频）、《实用英语德语比较语法》（教材）及另外几本语法书，还有Audible（亚马逊有声书网站，可以找到里尔克诗集的朗诵）。

        学语言需要笨功夫，AI也没有改变这一点，但它提供了一些非常聪明的办法。

        以往要读里尔克，可能要先学到德语B2的水平，现在不用到B2，可以直接读。

        当然，如果Gemini能够发音，能有长期记忆，它更是学习利器。

        我使用教材及教学视频，不过是以往的路径依赖。曾有一位教育专家说，最好的学习方式是“性探索”，可惜这世上没什么东西像性一样能激起人们探求和学习的强烈欲望。

        罗丹妮：阅读危机与出版人的责任罗丹妮作为出版从业者，我认为阅读的危机早就存在。

        传统的人文阅读，原本和人的自我教育、价值观的建立，以及形成公共判断有关。

        进入消费社会后，阅读被纳入消费逻辑：要轻松、要高效、要有获得感、要马上有用。

        在与短视频等竞争中，可以说节节败退。因此，阅读危机首先不是“大家突然不读书了”，而是阅读所需要的时间与心理结构，正被媒介环境持续破坏。

        阅读的危机，说到底，是人的危机。阅读需要连续的时间、忍受陌生，需要进入复杂文本、延迟判断；但今天的媒介环境训练人快速反应、情绪鲜明、立刻获得结论。

        AI还提供了替代阅读的可能，让人获得“像是读过”的体验，却未经真实过程。

        对于出版社来说，营销工作越来越无从下手。我们能做到“无中生有”地让书“出生”，却很难让它“长大”。

        一本书被下单不等于被阅读；在平台机制中，阅读还没有开始，判断已经完成。

        面对这样的阅读危机，编辑到底能做什么？第一，恢复自己作为判断者的身份和责任。

        AI时代最不缺的是内容，真正稀缺的是判断。什么书值得出版？

        这要求编辑有更开阔的眼界，更坚实的专业性。我们需要不断追问：这本书到底提出了什么问题？

        它是否有真实经验、可靠的知识或有独立的思想、见解？

        它是不是只是在迎合情绪？它有没有抵抗简单答案的能力？

        它几年以后还值不值得被阅读？这些问题才是编辑作为判断者应该反复提出的问题。

        第二，帮助读者重新建立阅读过程。很多时候，读者不是完全不愿意读，而是不知道如何进入一本书。

        编辑要为读者提供进入复杂文本的路径：这本书为什么值得读？

        它应该放在什么问题脉络里？可以和哪些书对照着一起读？

        带给读者一种思考方式和学习方法。第三，保护作者的真实经验和长时段的写作。

        AI没有身体感受，没有作者面对材料时的迟疑，也不必承担把个人的见解公开表达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

        越是在文字可以被大量生成的时代，编辑越要珍惜从真实经验长出的写作。

        不要急于压缩成卖点，要帮助作者深化问题，保护复杂材料，保留不易传播却重要的部分。

        第四，需要更明晰的职业伦理。出版人的公共价值在于提供可信的、经过判断的、有人承担责任的内容。

        论速度、刺激、规模、低价，出版都比不过AI和平台。

        出版能留下的理由，是信任。读者相信一本书，是因为它背后有作者的劳动、编辑的判断、出版社的声誉、专业流程的把关。

        这个信任一旦瓦解，出版就会被吞没。出版和编辑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我们仍相信：有些问题不能被几句话概括，有些经验不能被算法替代，有些书值得慢慢做，也值得慢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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