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7159字阅读预计18分钟作者 | 罗汉·穆克吉（Rohan Mukherjee）编译 | 杨春雪编译审核 | 胡可怡编辑 | 章钰珏审核 | 朱依林 陈珏可编者按2029年印度大选临近，莫迪能否连任、接班人是谁仍是未知数。

        本文通过分析两位潜在领导人的理念差异，为理解“后莫迪时代”印度外交提供了切口。

        作者指出，即便莫迪离任，印度外交不会发生根本转向，但不同继任者将改变外交风格、重点与合作边界。

        文章选取了代表印度政坛两种主要思潮的年轻政客：印人党内的强硬派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约吉·阿迪蒂亚纳特，以及国大党阵营中奉行公民民族主义的拉胡尔·甘地。

        两者的分歧根植于国家认同——约吉将印度定义为印度教文明国家，强调主权秩序与同质化认同；拉胡尔则主张多元、包容与民主。

        外交上，约吉对伊斯兰世界更强硬，政策易受宗教情绪牵动，安全上视巴基斯坦为首要威胁，同时警惕中国与美国，反对为制衡中国而“依附美国”；拉胡尔对伊斯兰国家更具缓冲空间，外交的意识形态成本较低，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倾向与美西方合作对冲中国，并以民主价值观为崛起依托。

        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性参考。约吉（左）与拉胡尔（右）。

        图源：India TV News2029年，印度将举行新一届全国大选，届时，现任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将年满78岁。

        目前尚不清楚莫迪是否会寻求连任，而在他所属的印人党（BJP）内部，莫迪最终卸任后由谁接班，同样未有定论。

        在莫迪离任后，失去其个人魅力和广泛民众支持的印人党或将面临不利选举形势。

        这种悬而未决的接班格局可能让国大党领导的反对派阵营赢得“后莫迪时代”的首场大选，并借机巩固自身及其盟友的势力，为后续选举布局。

        在此背景下，本文从莫迪所属政党和反对阵营中各选取一位人物，作为印度新一代政治领袖的代表：一位是印人党资深领导人、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另一位则是国大党的实际掌舵者、人民院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

        两人无论是从年龄还是政治生涯跨度来看，都堪称“下一代”。

        他们均五十岁出头，比莫迪至少年轻二十岁，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两人深耕政坛多年，但均未曾担任过国家级政府行政部门职务。

        本文分析聚焦于具体人物，印度的外交决策历来是高度集权的过程，总理角色至关重要。

        而在莫迪时代，决策集权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呈现出个人化、自上而下的领导特征。

        与此同时，这两位领袖分别代表了各自政党内部更具普遍性的思想潮流——

        约吉代表印人党内立场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ts），拉胡尔则代表莫迪上台前国大党联盟所秉持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ts）。

        因此，他们应被视为未来潜在领导人的代表，而非既定的未来领袖。

        一、印度下一代领导人的外交理念约吉和拉胡尔的外交政策立场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国内层面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

        两人的公开表态大多集中于国内议题，但他们为印度擘画的未来道路主张却截然不同。

        约吉秉持立场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观点，将印度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视为内部敌人。

        在他的理念中，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唯由依靠强力国家机器才能实现，在建设印度教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需对少数群体加以规管。

        与之相对，拉胡尔认为，印人党对印度民主和多元文化主义构成突出威胁。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只有在一个能够充分容纳各种声音与诉求的治理体系中才有可能实现。

        由此，若未来约吉上台执政，印度将对周边地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和马尔代夫），以及更远范围内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和社会采取更加强硬、不妥协的立场。

        莫迪与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曼和卡塔尔）之间成功的外交努力，同样可能被一位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继任者破坏。

        相比之下，未来由拉胡尔领导的政府则不会面临这样的压力或挑战。

        其二，应对“地区竞争对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家安全考量，同样深刻影响着二人的外交理念。

        两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均立场强硬，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约吉将巴基斯坦视为印度的生存性威胁，公开宣称巴基斯坦是“失败国家”，指责巴支持恐怖主义，甚至断言巴基斯坦最终“要么并入印度，要么彻底消亡”。

        拉胡尔对巴基斯坦的态度虽然同样强硬，但他更将中国视作主要威胁，屡次批评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失败，坐视中巴联手构成对印共同威胁。

        他指出，印度以往的政策制定者担忧的是中巴两线作战，而2025年5月的印巴冲突表明中巴军事和外交体系已实现深度协同，形成了针对印度的统一战线。

        其三，两位领袖虽然都是民族主义者，均信奉“印度例外论”，但他们对印度的世界地位有着不同理解。

        约吉强调印度教文明的伟大，时常援引“大婆罗多” 概念（Akhand Bharat，意为统一的印度），将南亚视作更宏大的印度教文明圈的一部分，并认为这一圈子终将再度整合。

        这种世界观将非印度教的印度政治和思想传统一概斥为“外来产物”。

        约吉号召印度教徒“摒弃奴性思维”，肃清一切殖民思想——

        不仅包括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观念，也包括莫卧儿帝国伊斯兰统治时期将外来者奉为优越的意识形态。

        与之相反，拉胡尔对印度“伟大”之处的理解源于反殖民斗争的历史，以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拉胡尔的曾祖父）和圣雄甘地（与拉胡尔无亲属关系）等人物的世界历史意义。

        尼赫鲁领导建立了印度的民主体制，拉胡尔视其为“全球公共产品”和印度的“最伟大的战略资产”。

        因此，拉胡尔认为印度是“非暴力、开放与多元主义的全球典范”，并指责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正在侵蚀这些价值观。

        不过，拉胡尔也承认，这些理想价值受制于国家安全现实。

        例如，他曾表示，只要巴基斯坦持续在印度境内支持恐怖主义，印度就无法与巴基斯坦发展良好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约吉代表的世界观可概括为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而拉胡尔所代表的是公民民族主义。

        两人都认为印度独具特殊性，主张对外部敌人采取强硬立场，并将社会经济发展置于首位。

        然而，在何谓理想的印度政体、以及如何实现这一政体的问题上，二者存在根本分歧。

        尽管这种分歧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印度国内，但国内政治向来会以系统性的方式塑造外交政策。

        约吉和拉胡尔正是印度下一代政治领袖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理念，他们正试图应对国内挑战和当前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二、中美竞争下的代际视角在后冷战时代，印度借中美竞争之机谋求自身大国抱负。

        鉴于与中国的长期竞争关系，印度和美国建立了稳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中，防务合作与联合生产尤为关键。

        与此同时，中国仍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供应的工业品价格适中，契合印度庞大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承受能力。

        因此，印度传统策略一向是“左右逢源”，充分利用中美两国竞相争取印度支持、至少不愿与印度这一拥核地区大国陷入外交僵局的心态，从中获利。

        21世纪初以来，印美关系在商品服务贸易以及民间往来深化的推动下稳步升温。

        与此同时，中印喜马拉雅山脉争议边界地区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两国关系转向对抗。

        自2010年代初起，印度多次指控中国军队“越界入侵”争议领土，最终在2020年爆发了造成双方人员伤亡的军事冲突。

        时至今日，两国军队仍驻守在该地区，脱离接触谈判进展迟缓。

        当前，缓和对华关系对印度而言，比以往更为迫切。印美关系已因贸易失衡、俄乌冲突后印度大幅增加俄油进口，以及2025年5月印巴冲突期间印度未能妥善处理与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敏感问题而趋于恶化。

        印度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反复波动表明，该国历来倾向于“联此抑彼”，借其中一方管控或者缓解与另一方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末起，印度寻求改善对华关系，部分原因是为了对冲美国单极霸权。

        2000年代中期，印度响应美国的外交橄榄枝，开始与美国发展持久的战略关系。

        十年后，边境冲突导致中印关系恶化，再度为印美走近注入动力。

        但如前所述，近期美印关系遭遇挫折，这促使印度着手修复对华关系。

        当然，中印关系在未来仍极有可能再度恶化，尤其是考虑到中国长期在物质与外交层面支持巴基斯坦。

        届时外界或可预见，印度将再次倒向美国。三、印度下一代领导层应对中美竞争的策略印度下一代政治领导层不太可能大幅偏离历届政府的既有外交路线。

        这种延续性源于印度自身的战略处境——尽管拥有核武器，印度的综合国力仍然远逊于美国和中国。

        印度对这两大力量均存在依赖，因此必须在中美竞争中审慎周旋，在维护战略自主的同时巩固国家安全、提升经济实力。

        作为新一代领袖的代表，约吉和拉胡尔在涉华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一致。

        他们都认为，中国既是对印度主权的“直接威胁”，同时也作为巴基斯坦的“后盾”，对印度构成“间接威胁”。

        虽然两人在各自政党执政期间没有直接公开评论过中国，但他们在野时，都曾指责中国“qin占领土”、与巴基斯坦结盟，并通过发展与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印度周边小国来“围堵”印度。

        他们这一代的其他政治领袖也持有类似立场，例如印人党的阿努拉格·塔库尔（Anurag Thakur）和国大党的萨钦·皮洛特（Sachin Pilot）。

        不过，自2014年印人党执政以来，该党年轻政客在这一问题上大多服从政府立场。

        与之相对，国大党的年轻领导人大多以拉胡尔为风向标，批评政府在对华问题上“表现软弱”。

        尽管约吉和拉胡尔在涉华问题上存在上述相似之处，但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差异也源于他们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对中美角色定位的迥异判断。

        约吉是一位强硬的“主权至上论”者，他的核心目标是打造一个内部稳固的印度教国家。

        根据他的观点，中国和美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威胁印度的主权。

        中国或许构成直接且紧迫的威胁，但印度也不能为了制衡中国而沦为美国的“附庸”。

        下文将论述，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的强硬派印人党政府治下，印美关系会走向破裂；而是说，双方需要更加关注并审慎管理双边关系，以免激化民族主义层面的政治敏感情绪。

        反观拉胡尔，他将中国视为印度在地区内的首要威胁，以及在全球舞台上争夺认可与影响力的主要竞争对手。

        中国向世界展现了独具特色的繁荣发展模式。拉胡尔觉得，印度有责任以一套成功的“民主经济发展愿景”来对抗中国。

        他认为，这正是美印合作的独特契机，以打造一个能替代中国模式、特别是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行方案。

        因此，他倡导一种“繁荣愿景”，联合西方与中国展开竞争。

        不过，即便是拉胡尔也明确指出，“印度的民主斗争是印度自己的斗争”。

        民主固然是合作的重要基础，但不能以牺牲印度主权为代价。

        事实上，印度各政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已形成共识：维护国家主权、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并让印度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目标。

        这也意味着，无论未来由哪一党派执政，印度政府都将继续坚持行动自主，不会为迎合美国利益而屈就本国的战略重点。

        即便是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在涉及印度核心利益且与美国立场相左的议题上，也选择支持莫迪政府，例如坚决打击由巴基斯坦支持的恐怖主义，以及同俄罗斯维持友好关系。

        四、印度的持久外交政策利益跳出中美战略竞争的框架，印度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已开始审慎思考如何在日益收紧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推进外交议程。

        印度的外交政策利益可归纳为三类：提升国家能力、应对地区竞争对手、谋求大国地位。

        这三类利益恰好对应上文所述影响新一代领袖世界观的三大因素——

        社会经济发展、地区安全环境以及印度例外论。国家能力建设主要属于国内事务范畴。

        为此，莫迪政府通过“印度制造”计划推动本土制造业发展。

        约吉始终支持这项计划，最近一次表态便是在2026年2月美印贸易协定相关议题上。

        拉胡尔虽然认同该计划的初衷，但批评其过度关注大型企业和国防领域，牺牲了中小企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

        无论二人谁上台执政，大概率都会延续“印度制造”，尽管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标均在于降低印度对外经济依赖。

        在此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分别作为印度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和关键出口市场，对印度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2024年，美国对印度商品贸易逆差为458亿美元，而印度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则高达992亿美元。

        印度对中国的进口依赖使其面临多重脆弱性，不仅可能因疫情等突发事件导致供应链中断，还存在被短期或长期“经济胁迫”的风险。

        因此，印度决策层着力制定策略，应对与巴基斯坦、中国之间持续存在且相互联动的竞争关系。

        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在提供硬实力支撑与外交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牵制能力。

        但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对印度加征高额关税，同时深化对巴关系，严重挫伤印度精英阶层对美观感，执政党议员公开发声反对特朗普和美国，莫迪也转而更加积极地同中俄领导人互动。

        约吉与拉胡尔在美印关税问题上立场迥异。约吉避免批评特朗普，转而强调在遭遇关税壁垒时开拓新市场的重要性。

        拉胡尔则直言，此类关税是“经济讹诈”，是“胁迫印度签署不公平贸易协定的霸凌行径”。

        贸易协议达成后，拉胡尔严厉斥责莫迪“妥协退让、背叛国家、向特朗普投降”。

        尽管二人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源于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身份差异，但约吉和拉胡尔都认同：必须建设韧性强、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以抵御全球经济体系的未来动荡。

        约吉力挺莫迪的“自力更生印度”（Atmanirbhar Bharat）倡议，而拉胡尔则认为美国加征关税一事暴露了印度在这方面的短板。

        因此，未来无论哪位领导人执政，印度政府都力求降低对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但即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这也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

        印度不愿追随美国步调，根源在于其谋求大国地位的深切持久的外交利益。

        数十年来，印度领导人始终致力于让印度跻身国际秩序核心圈层。

        为此，他们一贯支持多极格局，主张权力分配较冷战及后冷战时期更为均衡，避免单一国家或联盟主导全球治理的核心机制。

        对印度而言，亚洲多极化是制衡中国的关键，全球多极化有助于防止美国重现二战和冷战后短暂的体系性霸权。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限制了任何一方建立持久优势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印度实现上述两个目标。

        在此背景下，印度奉行战略自主，必要时在中美之间灵活调整，将其视为赢得全球认可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最优路径。

        尽管印度下一代政治领导人大概率仍将在上述总体框架内行事，但细微差异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约吉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拉胡尔所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核心区别在于后者更愿意联合西方民主国家共同应对中国。

        这并非意味着未来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导人会疏远美国，而是此类民族主义对外部影响和干涉非常敏感，因此美印合作势必需要更多的磨合与努力。

        但归根结底，无论莫迪的接班人是谁，只有当印度上下不把美国视为其战略自主与大国崛起的阻碍，美印之间的深度合作才有可能实现。

        五、结论未来五到十年，印度如何应对中美竞争？在印度看来，中国大体是一个可预判的行为体，其对印行为仅有程度差异，并无本质改变。

        中印关系的基本框架已然清晰，并且双方对此心知肚明——

        多数领域存在竞争，部分领域可开展合作。相较而言，美国近期对印态度出现根本性转变，这不仅出乎印度精英的意料，也令美国分析人士深感意外。

        尽管这一变化令人惊讶，但若过度关注于此，反而容易掩盖两国在政府各层级、各职能领域持续开展的低调务实合作，合作范围涵盖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国防、科技、关键矿产、能源、航天、网络安全等领域的专项工作组。

        种种迹象表明，美印关系不大可能退回冷战时期多数时间里的冷淡状态。

        美印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合作的基础一清二楚，合作的核心在于为两国企业创造经济机遇，并设法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

        美国官员已经逐渐认识到，印度以战略自主谋求大国地位的路径，注定会限制其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深度。

        而印度方面也明白，美国常对盟友与战略伙伴抱有极高期待，这势必与印度自身的战略优先事项及长远目标相冲突。

        当前双边关系遇冷，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对彼此关系的定位。

        恰恰相反，这一局面进一步强化了印度对多向结盟与战略自主的重视，而二者向来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

        印度下一代政治领导人的世界观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以约吉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以拉胡尔为代表的公民民族主义者存在共识——

        均将印度视为全球舞台上独具特质、堪为典范的大国，也都将中国视作威胁印度主权与全球抱负的主要对手。

        两人在对美合作意愿上虽有分歧，都清楚将印度国运与任一大国过度绑定的弊端。

        短期内，印度领导人或许会认为美国不可靠、难以预判，但这一转变更多是政策方向的调整，而非双边关系破裂。

        未来美印合作的成本可能有所上升，印度领导人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为信任美国的决策提供合理性支撑，但合作并不会就此中断。

        从实际层面来看，印度应对中美竞争的态度趋于谨慎，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印度在巩固对美既有合作基础的同时，加强对华外交接触，以缓和当前的双边紧张局势。

        第二，印度大概率会加大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往来，以此对冲中国可预判的施压，以及美国难以预判的挑衅。

        第三，印度会在制造业、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发展领域进一步推进自主化，减少对外合作依赖，夯实国家总体战略能力。

        这些趋势并非新近出现，但未来几年很可能持续强化。与此同时，可以预见，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印度都会持续推动国际秩序改革、争取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此主张并巩固自身的大国地位与国际认可度。

        作者简介：罗汉·穆克吉（Rohan Mukherje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客座学者。

        本文编译自2026年3月26日美智库“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网站文章，原标题为After Modi: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Future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原文链接：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after-modi-political-leadership-and-the-future-of-indian-foreign-policy/编辑：章钰珏审核：朱依林 陈珏可*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往期推荐↓ ▲政报·102期 |为保2024大选，印人党打算收割这个群体的选票了.....▲经报·96期 | 印落后中国16.5年，但正在快速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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